高中有一個時期,過度早熟的我深度迷戀,或者說,迷失在存在主義的世界裡。尼采、叔本華以及黑格爾的辯證論,取代了三角函涵數以及京滬鐵路經濟作物那些顯然在我們這種明星女校比存在主義更重要的存在。

   後來我長大,和大部份台北人一樣考大學、出國、工作,和大部份人一樣努力,於是我陸續進入幾間名聲可能令大部份人有點羨慕的公司,像條狗一樣忠誠地付出青春與腦細胞,為自己換來一張薄薄名片上的身份。

  以為自己幸運地經歷過一些不平凡的事件、認識一些不平凡的人,以為自己終於從眾多平凡者中脫穎而出,於是我在少年得志平步青雲的掌聲中,被堅固地緊鎖在深度社會化的團體意識中。

  有天夜裡突然回顧起自己的台北生命。

   我出生成長在台北最精華的地段,從小學、國中到高中都是所謂明星學校,待過資優班,得過幾個不大不小的文學獎,有過一些條件不錯的追求者;我的工作與事業非常順利,當然我自己也非常努力,雖然沒有一步登天但也堪稱是少年得志;當我的生命開始完成父母與社會的期待值時,我開始計劃放棄與逃亡;當我終於達到創業的幻想,以為夢想就在不遠前方時,我終於逃走。

 從台北出走需要很大勇氣,因為99%的人害怕再也回不去。從社會價值觀出走更需要勇氣,總是有些親愛的好朋友不想再參與生活這場瘋狂的賽跑,卻又不甘心做個落隊的人。國家的首都被認為擁有最寬最高的視野,所以大家拼了命擠進去,再辛苦地為自己掙一方小小地盤,以為自己出人頭地的那一刻,其實是已經被首都窄化的價值觀徹底同化,熟練了遊戲規則,並且徹底退化成社會機器中的大小螺絲。

  我也曾經大義凜然地跟朋友談起社會菁英該擔負的責任、高談闊論研究屬於我們這個時代青年的理想與義務,但是我心裡好像也不曾真的認同那慷慨激昂的年少輕狂,然後就這樣跟著社會的變動,在別人來不及下手之前,早已腆著臉扭化了自己的中心思想,我是說,如果曾經有過的話。「...我們的文明教養讓我們體會到什麼叫『自由』,在那同時我們都失去了自由...」她這麼寫著。

  總是時常憶起台北那一天開了十七個會、提案、開會、腦力激盪、提案、腦力激盪、提案、腦震盪的鬼日子。我們習慣那樣的緊張忙碌,我們漂亮堅強地解決工作上每個問題,光亮平整地撫平生活中的荒草,最後我們都變成一顆顆洋蔥,看似平滑細緻的生命,剝開後的疲憊真相辛辣得叫人直掉淚。

     終於我離開了

青春期柔順未發作的叛逆因子,在後青春期的尾巴終於累積成扭轉人生方向的一場暴雨,打亂了所謂的生涯規劃,模糊了前方原本明晃晃的道途,讓我不得不轉彎。經過許多不安與惶惶惑,被迫面對許多不諒解與責難,慢慢地前方開始出現不一樣的風景。

     掙開規範與唯我之間存在著很長的距離,我從來都渺視巨大無聲的道德價值觀,然而事實上我的從容是來自於另一種屈服於社會價值枷鎖後的縱容,於是我又回到道德的圈圈裡,去承擔另一種義務與追逐,差別只在我終於逃出了包瑞德實驗那個擁擠的瓶子。

  ※包瑞德實驗:科學家將許多小強放進一個玻璃瓶子,給予充足的生活必要需求,於是小強不斷繁殖,在不干擾且供應充足、但空間限制的條件下,小強越來越多、層層疊疊,最後出現生理上及智慧上的退化,成為一群白癡小強,唯一會的事,就是爬到其他小強的頭上,爬到瓶子最上面,瓶子的上方沒有封口,但最上面的白癡小強並不會逃走,牠已經退化到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牠只是爬上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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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ustblue
  • 沒有想到自己再看到這篇文章,感觸真深